2007年10月，万州桥亭乡农妇余某向万州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梁某每月支付她扶养费600元，直至原告死亡。
为什么要将梁某作为被告，原告余某在诉状上称，她和梁某系夫妻关系。原告还称，被告在外工作，是一名教师，有着稳定的工资收入;而她则一直居住在农村，自己不仅没有任何生活技能，而且还身带残疾。“夫妻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双方在经济生活上应当互相帮助，相互供养;在原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造成生活困难、需要被告进行帮助时，被告有义务对原告进行扶养。”原告诉称，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上涨，被告应每月向她支付600元扶养费，以维持其基本生活。
据悉，原告与被告就扶养费的问题也曾上过法庭，不过最近一次诉讼主要是为了提高扶养费的标准。原来早在2005年6月，余某也曾将梁某诉至法院。当时余某要求法院判令梁某每月给付其生活扶助费200元。余某在诉状上称，其与被告于1980年结婚，两年后生育一女。2001年11月30日，双方协议离婚，由梁某每月给付生活费150元。余某称，2002年6月，梁某承诺每月增加50元生活费;但除了在2004年1月给付1200元，和2005年1月给付了300元外，其余的均未给付。为此，余某要求梁某一次性给付生活费，以安度晚年。就这起扶养纠纷案，法院于2005年7月进行了调解结案。当时余某和梁某在法官的调解下，自愿达成的协议是：从2005年8月起，梁某每月给付余某扶助费150元，直至余某死亡;2005年8月以前梁某应给付的扶助费只补付余某4000元，其余的余某放弃。同时，对于4000元的扶助费，由梁某在2005年7月31日前给付2000元，2005年12月31日前给付余下的2000元。
“丈夫”辩称已离婚
“我们早已离婚，何谈扶养义务。”被告梁某对原告再次将自己推上被告席，深感意外。为证实自己的主张，被告方向法庭提交了一本《》原件。记者在这本由万州区民政局于2001年11月30日颁发的《离婚证》上看到，梁某与余某当时约定：子女随母，读书期间的教育费由男方负责;原家庭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全部外债由男方负责偿还;另外男方每月给付女方生活费150元，直到终身。
“没有离婚前，夫妻间的扶养是法定义务;离婚后，这只一个道德上的约束，准确的说可以叫经济帮助，但这种帮助不能影响到给付一方的正常生活。”被告梁某的代理人、渝-万律师事务所尹-恒律师称，被告方提供的《离婚证》就是认定双方离婚与否的最直接的证据。同时，原告在2005年的诉讼请求中就提到“两人已协议离婚”。因此，建议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但原告辩称，双方并未离婚，仍系夫妻关系。同时，原告称被告提供的《离婚证》原件系被告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方还向万州区民政局申请调取其和梁某的离婚登记档案。不过，民政部门的回复称，没有查找到梁某和余某的离婚档案记录。但随后，相关经办工作人员证实，原、被告确实来办理过，只是两人的离婚登记材料遗失了。
“被告方提交的《离婚证》，应当被认定为有效。”被告代理人尹-恒律师称，尽管民政局的回复称没有查到原、被告的离婚登记档案，但并未对《离婚证》的真实性作出认定。同时，被告方也向法庭提交了当时经办《离婚证》的办事人员吴某的证词，她也证实当时是由她负责办理原、被告的离婚事宜。尹律师称，原告在此前的诉状上也明确提到其与梁某已离婚。“应当说，离婚双方的当事人以及当时经办的民政干部三方的说法相互吻合，可以印证原、被告离婚的事实。”尹律师称，民政局颁发《离婚证》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的原则，行政机关作出一个行为，这个行为一旦作出，就应假定这个行为是合法的;既然合法，当然就有效。但如果将来法院根据法律程序将其撤销，则应另当别论。因此，被告方认为，就目前而言，原告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离婚证》是假的，那么被告方提交的《离婚证》当然就应被认定为有效，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