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失共同犯罪中应当区分主犯、从犯。一般来说在实施过失行为时处于领导支配地位，或者个人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为过失主犯。居于被领导被支配地位，或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较小作用的，应当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各行为人地位相当应当承担同等责任。[14]比如大兴安岭火灾有关领导就是过失主犯，林场工作人员就是过失从犯，区分主犯、从犯才能做到量刑中的客观公正，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过失共同犯罪中区分主犯、从犯是完全有必要的。
侯*云教授认为：“实行犯、教唆犯、帮主犯都可以成立共同过失犯罪。”[15]我认为教唆和帮助都应当以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为前提，在所谓过失教唆、过失帮助的场合，教唆者和帮助者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起到银器、帮助其他行为人的客观作用，如果教唆者和帮助者本身没有故意是不能够成立教唆犯和帮主犯的，共同过失行为应该被限定为共同实行行为，即只有直接参与造成危害结果的人才能成立过失共同犯罪，过失教唆和过失帮助不应当包括在过失共同犯罪共同行为的内容中。
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1)从刑法的谦抑主义出发，应该认为过失教唆和过失帮助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因为过失教唆和过失帮助和危害结果的联系只是很偶然的，如果承认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主犯就会株连无辜，又任意扩大刑罚打击面之嫌疑。(2)如果承认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主犯就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由于共同过失犯罪中各行为人主观上都是过失，他们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实施过失犯罪，这种没有罪过联系的行为之间至多只能存在纯客观的联系，将这种纯客观的引起或帮助了他人的过失犯罪行为称为过失教唆行为和过失帮助行为，似乎有客观归罪之嫌，因而是不可取的。[16]因此很多学者主张对过失帮助和过失教唆的场合按《刑法典》13条“但书”规定认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就可以了。(3)教唆和帮助的词义本身就带有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有所认识，有故意的意思。那么过失教唆和过失帮助，似乎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79年刑法中“过失杀人罪”给人的感觉一样。就像张明楷教授指出的：“实施过失行为的意图的说法本身就难以成立。”[17]因此教唆犯和帮主犯必须故意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