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在以社会危害性为标准界定犯罪的同时，还规定了大量的法定量刑情节，即刑法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的情节。此外，还有刑法未作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由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即酌定量刑情节。重大立功表现就是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之一，其功能主要是在量刑阶段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同时，对行为人因重大立功情节的介入而导致的人身危险性的变化，进行全面考量并决定是否对其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17日出台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七条明确了“重大立功表现”的具体范围，即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
郑某的立功就属于上面第五种情况，即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郑在取保候审期间，即1994年10月，在公安机关侦破一件罕见的文物大案山穷水尽之际，积极施以援手，远赴广州、香港，费尽周折找到司马光家祠被盗头像，并自己出资8万港元将其从香港买回，完好无损地交给公安机关。
郑某以“戴罪”身份积极寻宝并完璧归赵，既对国家具有重大贡献，又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小。因此，山西省高院对该重大立功情节予以认可，并对其本来罪该处死的犯罪行为减轻判处为无期徒刑，应是公正合理的。
郑某一方面盗掘古墓，罪行累累。另一方面，这个掘墓大盗又是村人眼中的“好孩子”，他不但出巨资修路架桥，而且一旦得知哪家哪户经济困难，便会送去钱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这两方面构成郑某无视国法又善待乡人的糊涂人生，也展现了一个犯罪分子的复杂人格。特别是其千方百计协助公安机关找回司马光家祠被盗头像的行为，更是对国家的重大贡献，充分表现出其人性的良知，我们也可基此作出一个判断：他还可以挽救。可见，我国刑法关于立功表现的规定，既是对刑法效益和国家利益的有利规定，也为犯罪分子架起了一座自救的金桥，无论是从刑法学原理，还是从实现刑法本身的目的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