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实践中，公民面对律师的调查取证要求时，常陷入"是否必须配合"的困惑，这种现象折射出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律师调查权与公民配合义务的制度性矛盾，需要从法理基础、实务操作和权利平衡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
从法律规范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5条明确规定律师可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但并未直接规定公民的配合义务，刑事诉讼法第52条虽确立"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但该义务指向的是司法机关而非律师，这种立法空白导致实务中常出现"律师持证调查遭拒"的困境，某地曾发生企业法务人员拒绝配合辩护律师调取监控视频,最终导致关键证据灭失的典型案例。
在法理逻辑上，律师调查权源于当事人的代理权延伸，但公民配合义务需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8条明确，辩护律师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时，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准许，这间接表明律师自行调查缺乏强制执行力,公民拒绝配合并不直接构成违法。
但社会公序良俗层面存在更高要求，在深圳某上市公司股权纠纷案中，财务主管主动配合律师调取账册资料，不仅帮助法庭查清事实，还避免了企业因证据不足导致的重大损失，这种配合虽非法定义务，却体现公民维护司法公正的社会责任，上海律协的统计显示，涉及企业纠纷案件时，主动配合律师调查的比例高达73%，远超普通民事案件的38%。
权利平衡方面需注意风险防范，公民有权要求律师出示执业证件、调查证明文件，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内容可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北京某律所就曾因调查过程中泄露客户信息被判赔偿，这警示律师应规范取证程序，公民也应提高证据意识,对可疑要求可向律协或司法行政机关核实。
在法治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构建律师调查权与公民配合义务的良性互动机制尤为重要，立法机关可考虑在《律师法》修订中增设配合义务条款，同时明确救济途径；司法机关应完善调查令制度，建立不配合调查的司法惩戒机制；公民则需在维护自身权益与支持司法公正间寻求平衡,共同构筑法治社会的证据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