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妻约定财产制概述
在我国，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关系共有两种，即法定夫妻财产关系和约定夫妻财产关系。夫妻约定财产制正是基于夫妻约定财产关系产生的，是夫妻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决定婚前和婚后财产归属、管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的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约定财产制的法律效力要高于法定财产制，只有在当事人未就夫妻财产作出约定，或所做的约定不明确、无效时，法律才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来析产。
二、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内容
修改后的《民法典》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1.财产约定的内容。夫妻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的内容十分广泛，双方既可以对婚后财产进行约定，也可以对婚前财产进行约定，既可以对已经取得的财产进行约定，还可以对可能取得的财产进行约定。财产的形式种类也相当多样，包括房产、车辆、贵重金属、货币、股票、债券、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甚至包括债权，等等。
2.财产关系的约定。夫妻可以对部分财产进行约定，也可以对全部财产进行约定，可以约定为共同所有，也可以约定为各自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3.涉及法律中的原则。一是自由原则。夫妻在约定财产内容时，任何人不得强迫其订立契约，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提出的约定内容，夫妻财产约定必须是夫妻双方自己真实的意愿。二是公平原则。禁止一方借签订夫妻财产约定之机，侵占另一方权益，剥夺对方权利，免除自己义务，违背公平原则。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夫妻财产约定内容公平原则的适用，应注重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得签订歧视妇女、侵害妇女财产权益的财产约定。三是合法原则。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的公序良俗。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有效要件
夫妻或准夫妻的当事人订立财产约定要产生法律效力，必须具备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
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符合民法典对双方年龄的要求规定。夫妻之间订立财产约定是一项民事法律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无权约定。同时，要求当事人一方的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
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指当事人在意志自由并能确认自己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相一致的状态。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严重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不能产生法律上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3.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夫妻对财产的约定不得规避养老育幼等法律义务，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只能成为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四、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效力
1.对内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的对内效力主要是指该约定对婚姻当事人的拘束力，即约定一旦生效，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之间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约定约束。如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一方不得以自己的意思表示作变更或撤销。
2.对外效力。
夫妻财产契约的对外效力是指夫妻对婚约财产的约定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凡第三人事先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财产有约定，婚姻当事人的夫妻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关键在于第三人是否知道该约定。
五、妻约定财产制存在的分歧和不足
1.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地位的观点存在分歧。
我国的《民法典》规定了夫妻法定财产制和夫妻约定财产制两种形式的夫妻财产制。多数专家都认为夫妻法定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的根本形式，夫妻约定财产制只是夫妻法定财产制的补充，二者关系并不平等。但也有部分专家认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和夫妻法定财产制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都是夫妻财产制的基本制度。笔者比较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因为，首先在立法上，新《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将夫妻约定财产制明确确立为与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的夫妻法定财产制相并列的夫妻财产制度。其次在法律适用上，约定财产制有着排斥法定财产制的效力，只要夫妻财产的约定一旦成立并生效，就不再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仅从这两点就可以看出两种夫妻财产制应该具有平等的地位。
2.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约定类型存在分歧及对策。
不少学者认为新《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立法陈述是一种限制选择式立法模式，法条中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限定共同制供婚姻当事人选择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夫妻财产约定才有效，否则，财产约定无效，当事人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由杨*文主编的《亲属法》就持这种观点。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对夫妻财产内容的约定是一种自由式立法模式，当事人可因婚姻的个别性和特殊性而对其财产约定内容进行自由选择，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公序良俗，该约定就应认定为有效。王-洪在其所著的《婚姻家庭法》持这种观点。
笔者较为认同后者观点。既然允许当事人在法定财产制之外可以约定他们的财产关系，但又限制几种财产制类型，这违背约定财产制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三种典型的财产制类型并不能穷尽婚姻当事人财产约定的方式与类型，所以，在夫妻财产约定上，在不违反民法典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选择合理自利的形式，才能满足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约定的需求。
对于约定财产制理解上的分歧，如果立法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在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3.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仅采用书面形式，缺乏必要的公证、公示程序。
如果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对其发生效力;而如果第三人不知道夫妻之间曾经对其财产所作过约定，而与其中一人签订合同导致纠纷，则该第三人就是善意第三人，夫妻之间对财产的约定对他不发生效力。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是否“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由此可见，这体现了法律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但这对于处在弱者地位的未负债却要承担偿还责任的那一方是不公平的。因此，在这方面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是有弊端的。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应设立专门的夫妻财产约定登记部门及法规，夫妻约定财产时需双方到登记部门进行财产约定登记并公示。当夫妻一方和第三人进行交易时，第三人可到登记部门查阅是否有财产约定登记，这样既可以保护第三人交易的安全性，也能维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此外，进行财产约定登记还可以解决约定生效的时间问题。
更好地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将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民事交易安全，最终让婚姻更加美好，让家庭更加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