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行肉刑或变相肉刑的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这一条款的简略致使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而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
一、刑讯逼供罪的前提
解释刑讯逼供罪，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常被忽视：在何种情况下才有刑讯逼供罪之发生?
按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刑讯逼供罪的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这一前提，也就没有刑讯逼供罪。从刑法意义上探讨，从本质上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一种身份，即特定的个人要素。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份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
任何身份都产生于一定的法律关系，并显示着主体在该法律关系中的特殊地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这一身份即是基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产生。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这样的称呼，只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才有意义。因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这一身份，产生于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进一步讲，由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刑事诉讼辩护职能的承担者，具有完全独立的诉讼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的方向和结局，他们更是刑事诉讼主体。因此，刑讯逼供罪只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才有可能发生。换言之，刑事诉讼就是刑讯逼供罪的前提。
案例一：某铁矿职工阎某、郭某两家发生民事纠纷，保卫科进行调解。保卫科长许某认为阎家的放羊员朱某不老实，便带朱到保卫科。许某用皮带在朱某身上乱抽，致朱昏迷。案发后，检察机关以刑讯逼供罪对许某立案侦查。
案例二：某煤矿的林某、严某酒后敲打段某家门，并随手打碎了窗上一块玻璃。双方发生口角。煤矿保卫科闻讯即将林、严两人带到值班室。因林、严两人不承认打碎玻璃，保卫科干事张某、何某等7人对林、严两人进行殴打，致林某死亡。案发后，检察机关以刑讯逼供罪对张某、何某立案侦查。
从刑事诉讼是刑讯逼供罪的前提来看，前述两案定性皆不准确。刑事诉讼是刑讯逼供罪的前提这一原则可以导出以下两个推论：(1)在调解民事纠纷过程中发生的伤害行为，不应定为刑讯逼供罪。(2)在处理治安案件中发生的伤害行为，不应定为刑讯逼供罪。
必须明确，并非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上都可发生刑讯逼供罪。这里，笔者从刑事诉讼目的来探讨这一问题。关于刑事诉讼的目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然而，必须先发现并确认犯罪，然后才谈得上对犯罪的惩罚。更为重要的是，从本质上说，诉讼程序的使命就在于有效查明事实，恰当地适用法律。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它不应包含有任何惩罚的意味，这也是法制走向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显而易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从侦查到审判的一般过程也就是发现并确认犯罪的过程，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有逼供的可能及需要。从现实意义上讲，逼供的目的就在于发现或确认犯罪。因而，在这个过程中才有可能发生刑讯逼供行为。由此得出结论：以发现和确认犯罪为目的、从侦查到审判的刑事诉讼过程，为刑讯逼供罪之发生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