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西方国家对行政立法的功能需求、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扩展的需要等问题，并非为其法治发展过程中所独有。这些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很少有国家可以逃避，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中国今天抛弃人治，走向民主与法治，这些问题就不得不谈。另一方面，行政立法在世界各国实践中产生的消极作用，在中国同样存在，而且还可能因我国法治建设的具体情况更显严重。在当前我国全面立法建构法治国家的背景下，相对于西方国家，行政立法导致了许多新的特殊、复杂的问题，令人不得不更加担心和忧虑。而这种忧虑自然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宪政主义者对行政立法合法性的质疑。如何恰当地审视行政立法与我们当下生活世界的相关性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
立法，即以审慎刻意的方式制定法律，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形式理性化，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性的人为外部建构的行为。哈耶克就对现代社会将所有社会秩序规则都化约为国家立法的实践活动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在哈耶克看来，同样作为规则，法律(law)与立法(legislature)完全不同，法律先于立法。后者是外部规则，是一种充满了最严重后果的“发明”的法，它与自生自发的内部规则-自由的法律有着根本的区别，不具备“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本质，也就是违背自由的原则[31].另一方面，哈耶克也承认“立法这种发明赋予了人类以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它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善所需要的工具，……立法向人类开放出了诸多全新的可能性，并赋予了人类以一种支配自己命运的新的力量观或权力观。[32]”但哈耶克更想说明的是，真正问题在于人类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立法，“并确使它不产生大恶，……只要我们还以为这种权力只有被坏人操纵时才会产生恶果，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仍是一种极度危险的权力。[33]”
不过，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声音，立法还是不可阻逆地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法律的主要来源。即使是在普通法传统的国家，立法的作用也日趋显著，两大法系逐渐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立法在法律体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发不可替代。此外，立法更属于历史的范畴，与一国的国情密切相关，立法的多样化特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鲜明的体现。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立法有其个性，不能将某个空间范围的标准拿来直接作为衡量另一个空间范围内立法的标准。必须承认，立法本身是传统和现实国情的产物，而这一特征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